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哪些？——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以后，仍然有许多经济学家对福利概念及一些命题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使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断广化和深化，但这种发展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未能取代新福利经济学，因而被人们称为后福利经济学。
外部经济的概念最初来自马歇尔，其学生庇古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但许多学者认为，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庇古，他们对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充分的。例如：奈特较早地意识到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成本变动的差异，认为在始终处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是不会发生生产中的外部不经济的，因为厂商的购买并不会引起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因而厂商也就得不到外部经济的利益了。
鲍莫尔在1952年的《福利经济学及国家理论》一书中认为，帕累托式的最优条件的实现需要许多前提，而现实世界中，情况并不如帕累托所设想的那样，因为在对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之后，仍得不出理想的结果。由此他还提出了福经济学本身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的疑问，认为福利经济学的原理不可能适用。布坎南与斯塔布尔拜因在1962年写了《外部因素》一书，书中联系帕累托最优原则来考虑外部影响问题。
由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脱离实际，使一些学者对福利标准是否能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产生了怀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经过预测，所得出的福利函数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经济福利能否增加？次优理论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次优，安德塞帕在其1985年的《微观经济理论一问题与应用》中所下的定义是，给定在经济的某些部门中一个或多个帕累托条件不能被满足时的一种最适度配置。
根据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只有同时满足全部帕累托最适度条件，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状态（但不是唯一、极大、最优状态），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的帕累托最适度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福利也就达不到最优。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通过满足原来没有满足的帕累托最适度条件，使社会福利的次优状态更好，就成了次优理论的核心。然而，次优理论研究表明，这种答案通常是否定的，这是一种更多附加条件的帕累托最优，是一种逐步的、零星的最优，并不意味着次优，相反，它对经济福利有破坏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从福利相对性出发，对传统的旧福利经济学展开批判，形成了相对福利论。相对福利论者从快乐出发研究福利，并把二者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要增进福利，就要增进快乐。但快乐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是通过比较得出的，因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此判断福利的标准只能是相对收入水平，尤其取决于相关集团的收入水平。这样，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个人偏好要受到该集团评价标准的影响，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也要与该集团其他成员一致。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的低于相关集团的增长速度，这个人就会感到自己的福利水平在下降，即使他的实际收入水平在提高。具体来讲，相对福利理论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福利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感受，并无衡量尺度。既然福利取决于人们的相对收入，只要存在收入差异，总会使低收入者感到不满，因此任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福利政策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福利是相对的，意味着贫穷也是相对的，因而相对意义的穷人始终存在，任何用福利政策消灭贫困差异的措施都不会成功。福利是相对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烦恼，因此建立未来理想社会的主张不可能实现。
公平和效率是福利经济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庇古的两个福利命题表明效率和公平是增加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弗里德曼认为，自由是平等定义的一部分，并不与平等相冲突。他认为，促进社会前进的动力靠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只有经济自由才能提高经济效率，才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在收入分配方面实行效率第一的原则才是公平的，而政府强制实施的收入公平政策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最好的制度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政府不能干预，只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即使讲平等，也只能讲人身平等和机会平等，而不能讲收入平等。
罗尔斯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不平等和不公平源于人们在探讨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时对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禀赋已经非常清楚。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契约决定收入和特权的分配，所以那些知道自己被赋予较好经济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的人就不愿放弃他的优势。这种特权者理性的自私自利是不会允许出现社会一致的。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禀赋和命运，理性的自私自利就会按避险者的行为准则行动，他们愿意选择风险最小的处境。因为人们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人们厌恶风险，要求人们关心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福利。这样，罗尔斯体系中就有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强大趋势，要求全部社会价值平均分配。奥肯则提出公平和效率相互交替的理论，他认为，在效率和公平相互交替的过程中，社会应考虑其成本的大小。有时为公平要牺牲一些效率，但是，任何牺牲都必须是增进另一方的手段。
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下面扼要介绍阿玛蒂亚·森在社会选择理论的抽象理论基础和应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解决了投票悖论。引入了个人选择。阿玛蒂亚·森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使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他认为，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比如政府的税收政策），还应引入私人方面的元素（比如个人利得）。
挑战阿罗的不可能定理。阿玛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睿智。为了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西方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两种处理方法，而阿玛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有贡献。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能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就已经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了。
发现反公平现象。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以经解决这个问题时，最常用的是边沁（1789年）提出的功利主义的方法。在《论经济的不平等》一书中，他用图说明奉行功利主义将带来收入的公平分配。假设前提包括：人的满足水平依靠他的收入多少；所有个人均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每个人收入增加时所产生的边际满足水平递减。这时，把一笔固定收入分配给A和B，当两个人的满足水平相加起来达到最大时，社会福利也会达到最大。因此两个人的满足水平是均等的。阿玛蒂亚·森发现，如果两个人效用函数相同这个假设不存在，那么功利主义将引致反公平现象。
例如，当B君变成残疾人后，现在他所能得到的满足只是以往的一半。如果他仍以边际满足最大化为目标，但事实上该残疾人却因收入的减少而导致了总体满足水平的减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令人讨厌的结果，只是因为该残疾人在产生满足水平方面不如他人那样有效率。最终，他的境况会因贫穷与不快乐而变得更惨。于是，阿玛蒂亚·森揭示了效用主义在收入满足水平两方面均是反公平的。因为，如果人们只是想将个人之间合计的满足水平最大化，那就无须理会这些满足水平是如何分配的。
后福利经济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外部经济理论、次优理论、相对福利理论、公平（平等）与效率以及宏观福利理论等。所谓次优原理，在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的定义是，当某些限制性因素使一种经济无法达到帕累托最适度状态时，为确定次好状态而对各种可供选择的低于最适度的状态进行分析的理论。有时为公平要牺牲一些效率，但是，任何牺牲都必须是增进另一方的手段。
